顧雛軍的罪與張維迎的鍋(上)
2019年10月25日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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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顧之爭”的硝煙早已散去,但歷史積怨卻難以消融。案件反轉初嘗勝果的顧雛軍,難以克制失去了五家上市公司所有股權的不平心境,下決心要讓證監會給個說法。北京高院的一紙判決,尚不知能否扯出顧聲稱的那些不為人知的內幕,讓當年那些扛罪的人、背鍋的人得到稍許安慰。如若因顧案的反轉能引發人們回歸到理性討論國有企業改制發展的正確軌道上來,能夠警示有關部門依法辦事,或許對中國目前的政商、營商環境改善起到相當積極的作用。 ?

本刊記者?周正/文

改革開放40年來,發端于民間而話題大到一定程度且扭動了中國企業改革方向的大鳴大辯,莫過于15年前的“郎顧之爭”。隨著中國證監會對顧雛軍等人的行政處罰、顧被公安機關立案調查、顧案八人獲刑、出獄后不顧一切喊冤、高院再審、巡回法庭改判、顧訴證監會二審獲勝,輿論大浪蕩起無數泥沙,卷入的人數之多、分量之重、時間之長、后果之重,暫無第二。

15年來,相關的公檢法部門、地方政府以及參與企業改革方向討論卻被蓋上“一頂大鍋”的學者們,均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特別是涉案人員及家屬,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及難以名狀的苦痛。反思整個過程,梳理出若干需要引起全社會重視的問題,或能推動中國法治建設的一小步,這樣的代價也算沒有白付出。

2019年10月14日,顧案又有了新進展。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發布了行政判決書((2018)京行終1233號、1235號),否決了證監會的上訴,維持一審原判,是為終審,這也意味著顧雛軍贏得了對證監會的終審行政訴訟。案子雖然贏了,實際情況卻并不樂觀,嚴肅的法律案件或將面臨搞笑的結果,司法界很有可能出現百年不遇的經典案例。

嚴肅案件真會搞笑?

2015年12月,出獄后的顧雛軍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證監會公開當年對科龍電器立案調查的相關文件。

2017年12月22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決,責令證監會限期答復顧雛軍信息公開申請。判決書要求證監會向顧雛軍公開《證券期貨案件調查規則》;同時判決證監會在法定期限內向顧雛軍公開在2005年對科龍電器啟動立案調查程序的主席辦公會議的立案調查理由、立案調查結論、會議舉行時間、參會人員名單、會議內容、會議表決內容、會議紀要等信息。

2018年1月,證監會對上述判決提起上訴。證監會的主要理由是:《證券期貨案件調查規則》屬于證監會內部管理信息,不應予以公開;主席辦公會議相關信息也不屬于《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的應當公開的政府信息。這些信息應該保密。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支持了顧雛軍的訴訟主張。1233號判決書認定顧雛軍申請公開的《證券期貨案件調查規則》不屬于內部管理信息,證監會不予公開的理由不能成立,證監會應繼續履行政府信息公開的法定職責。1235號判決書認定證監會以信息屬于國家機密為由不予公開的主張,沒有證據支持,理由也無法成立,證監會應繼續履行政府信息公開法定職責。

顧雛軍是10月15日收到終審判決通知書的,通知書不僅支持了一審關于撤銷涉訴行政告知書這一決定,還否認了證監會以保密為由不同意公開相關信息的要求,證監會必須就顧的這一信息公開訴求重新給出答復。從這個意義上說,顧訴證監會案完勝。

但上帝似乎跟顧雛軍開了個無比不嚴肅的玩笑。在本案一審期間,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尚未修改,證監會依據當時的《條例》做出了不公開的答復,不公開的理由無外乎保密信息。在二審判決否定了證監會的理由之后,證監會似乎很難再有別的什么理由繼續其不公開的行為,畢竟《行政訴訟法》對于行政機關重新作出行政行為有所約束,要求行政機關不得以相同的理由和事實來對待需要重新作出行政行為的司法判決。也就是說,證監會在重新作出信息公開的答復時,不能不公開《證券期貨案件調查規則》以及2005年證監會對科龍公司啟動立案調查程序的主席辦公會議立案調查理由、立案調查結論、會議舉行時間、參會人員名單、會議內容、會議表決內容、會議紀要等重要信息。

然而,立法與司法在時空上的交錯無意中讓本案有可能上演魔幻情節。顧雛軍拿到二審判決后發表的一番激烈言詞能否夢幻成真,需要打個大大的問號!時鐘回撥一點點就會發現,2019年5月15日,國務院頒發的新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施行,新條例明確規定政府信息以公開為常態、以不公開為例外,并明確規定了幾種可以不予公開的例外情形,除原有的保密信息不公開之外,新條例還明確列舉了行政機關內部管理信息、過程性信息、行政執法案卷信息也可以不公開(法律法規規章另有規定的除外)。

時空轉換,顧雛軍在提起訴訟以及一審判決時,適用的是尚未修改的舊條例,到了二審判決出臺以及證監會日后做出重新答復時,卻面臨的是修訂完畢并已進入施行狀態的新條例。證監會一直不予公開的涉案七項信息會不會在新條例下又多了一重不予公開的理由呢?倘若如此,顧雛軍在這時空穿越中肯定要暈了,令其訴訟之路再多一劫——雖然保密理由被否,但證監會有機會以新條例為自己爭取有利的局面。

就顧雛軍申請信息公開一事以及本案判決可能面臨的問題,筆者電話請教了中兆律師事務所律師、原科龍副總裁嚴友松的辯護律師李江。20年前海南凱立訴證監會的行政案件中,李江就是海南凱立的代理人,那是證監會迎來的首例敗訴案件。科龍案件立案后,李江曾代理嚴友松申請過行政復議,并參加了證監會召開的復議聽證。對于顧雛軍申請公開的這些信息究竟應不應該公開、有沒有必要的問題,李江認為,顧雛軍案件的信息原本不只有政府信息公開這樣一條路徑。按照現行法律規定,行政處罰奉行公開原則,行政機關應當保證當事人的知情權,并向當事人出示處罰依據和證據。在行政復議環節中,當事人也可以查閱案卷,從而獲知必要的執法信息。如果還不能滿足知情權的需要,也可以啟動政府信息公開申請程序。李江認為,在當年針對顧雛軍、嚴友松等人的行政處罰程序以及行政復議聽證過程中,證監會也曾經出示過有關證據,只是沒有顧雛軍在本次政府信息公開申請中所要求公開的這些信息。現在,作為案件當事人,顧雛軍要求獲知這些信息并不為過。尤其是新修改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經刪除了“三需要”門檻,就是要為信息公開提供便利,以期最大限度地推動建設陽光透明法治政府的目標。在此背景下,顧無論是基于什么理由,都有權去了解和掌握對自己終生造成巨大影響的該案的相關信息,如果是為了取證,就更有必要。顧不惜通過行政訴訟程序來申請信息公開,也足見其當年在行政處罰以及行政復議程序中獲知的信息有限,也說明這些信息對顧具有重要意義。

對于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的這兩份行政判決以及案件的前景,李江持謹慎態度。首先,顧的勝訴并不等于相關信息就一定能夠公開。法院只是認定證監會不予公開的理由無法成立,從而判決證監會重新作出答復,也就是重新作出行政行為。司法判決并沒有責令證監會公開相關信息以滿足顧的要求。其次,證監會在重新答復時,必須遵守的限制條件只是不得以同一事實和同一理由重復作出答復,但并不等于證監會不能以其他理由作出與此前一樣的不予公開的決定。證監會依據法院判決作出重新答復,實質上是一個新的行政行為,可以根據該行為作出時的法律法規為依據。這樣,2019年5月施行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就很有可能成為案件的關鍵。簡單地說,證監會如果主張上述信息應按過程性信息或者案卷信息來定性,那么,顧雛軍則又會面臨這些信息究竟是不是過程性信息或案卷信息、可不可以公開的問題。就此擔憂,李江還特地提到了最高法院的一個關于行政許可法的司法解釋。在那個司法解釋中,對于依申請而實施的行政許可發生訴訟時,解釋規定的審判原則是“人民法院審理行政許可案件時,應當以申請人提出行政許可申請后實施的新的法律規范為依據。”

對于北京高院的兩份判決,李江認為這兩份判決在實質內容上是有差別的,1233號判決的前景相對樂觀一些。該判決認定《證券期貨案件案件調查規則》不屬于內部管理信息,明確否定了證監會的實質性主張。即使日后也很難認為這一規則屬于過程性信息或者案卷信息,證監會幾乎沒有不予公開的理由。而1235號判決就有所不同,該判決只是認定證監會主張保密信息的證據和依據不足,因而不予公開的理由無法成立。但對于這些信息究竟是屬于什么信息并無定論。證監會在重新作出答復時,如何定性這些信息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事情了。

顧雛軍本人則表現得非常樂觀,他對筆者說,法院判一個人違反了刑法,首先得讓人知道刑法的內容吧,不然大家怎么做才知道沒違反刑法呢?同理,證監會對上市公司立案調查,也應該讓所有的上市公司知道這個立案條例才行啊,否則誰也不知道公司觸碰到了什么規定會被立案調查,或者說任由證監會自行掌握立案標準的使用權?顧更為樂觀地認為,只要證監會按北京高院的判決公布《證券期貨案件調查規則》,證監會相關人員違法違規的事情就會暴露無遺。

蹊蹺的事情就這么發生了,如何演變還有待觀察。終審判決雖然沒有要求證監會立即答復,但按規定,需要在20個工作日內作出新的答復。證監會如何答復、顧是否認可新的答復還無法判斷。有律師認為,如果顧不接受新的答復,仍可再次起訴證監會。

顧雛軍的罪

2019年4月10日,最高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宣布了顧案再審結果,與嚴友松等人被宣告無罪有所不同的是,顧并未完全脫罪,只是部分無罪且被減刑至五年。滿懷憧憬希望完全脫罪的顧雛軍,怒氣沖沖地沖出休息室直奔機場,當天晚上就回了北京。似乎在北京比在廣東更能讓他多一些安全感,即便廣東曾是他達到事業巔峰之地。

顧對筆者說,第一巡回法庭用畢馬威報告中“懷疑和格林柯爾系公司有關的公司發生的不正常現金流”給其定罪五年是故意給他留個罪名,是與黨中央的精神相違背的。著名律師李江認為,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不應用“疑似”的事情作為證據定罪。而且,在審理顧雛軍案件過程中,從一審、二審到巡回法院再審,檢查機關有大把的時間就懷疑的問題進行調查取證。如果證據確鑿,庭審時就應公布證據,同時,判決書上也應寫明依據什么證據量刑五年的;如果證據不充分,這項罪名就不能成立。

時間回轉到2005年7月29日,等候在首都國際機場的司機沒有接到顧雛軍,打電話到廣東詢問老板是否更改了行程。科龍的高管們馬上意識到,顧可能未走出機場就被帶走了。

雖然早有跡象,但當這一天真的來了,許多科龍的高管還是不愿意相信。此前,顧和他的部下正在尋找有實力的買家,準備轉讓科龍的股權。顧覺得,所有的監管行為都是有人故意為之,就是沖著他來的,他想離開順德,離開這個傷心之地。而此前顧曾經對部下說,我對順德是有重大貢獻的。

成也科龍 敗也科龍

2001年始,顧通過順德格林柯爾收購了科龍電器;之后又收購了美菱、ST襄軸、亞星客車,不僅成為白電行業一方霸主,還成功地進入了汽車行業。家電業是中國最早向民營經濟開放的領域之一,結果成了中國最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之一。而汽車領域,盡管李書福們哭著喊著要求放開,還是沒能在各大國際汽車品牌殺進中國之前產生有一定競爭力的國內品牌。

被ST了的科龍原本是順德不錯的家電國有企業,慢慢也得了和其他經營不善的國企一樣的病,2000年年報虧損高達6.8億元,這個量級的虧損對一個地方國企來說還是相當瘆人的。而且大家也不看好2001年,事實上,2001年虧損高達16億元,據說大股東還欠著上市公司兩億多元的資金,至今沒人追問這筆欠款是正常拆借還是非法挪用。雪上加霜,債權銀行要求拍賣科龍股權還債,政府急呀,四下物色買家。幾番比對、討價還價,最后顧被告知有一天考慮時間,價格降到3.48億元,要就要,不要就算啦。

顧原本報價3億元,高出4800萬元讓他有點不甘心。當天晚上召集部下緊急開會討論,為了不錯過機會,最后決定按3.48億元買下來,持股20.6%,作為單一大股東入主科龍。第二天就過戶,在15個工作日內把3.48億元交給對方。他認為,科龍整體上還是不錯的,最大的問題是管理機制不好,內部成本控制不嚴,蛀蟲太多。當年的采購負責人,在四家供應商里有干股。

之后的兩年,科龍發展順利,2002年繳稅2.6億元,2003年繳稅5.6億元,逢年過節,政府官員不是慰問就是請吃飯。此時的顧雛軍頗有些春風得意,而忘形與得意往往如影相隨。

不知顧事后是否意識到,其忘形處之一,證監局進場調查,顧從不露面;忘形處之二,不顧同行互不貶損的“默契”,公開指責當地明星企業美的重復計算銷售收入,弄得各方都很沒面子。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禍,也沒有無緣無故的鍋,在顧雛軍出事之際,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也因為替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說話,在史上赫赫有名的“郎顧之爭”中背上了收受顧雛軍黑錢的一口大鍋,張維迎收沒收顧雛軍的錢,詳見《顧雛軍的罪與張維迎的鍋》(下)。

這里且說顧雛軍真正走進廣大吃瓜群眾的視野,往前追溯,離不開2004年8月初郎咸平在復旦大學的演講和同期發表在《新財富》雜志上的文章,即《郎咸平:在“國退民進”盛宴中狂歡的格林柯爾》。文中的顧雛軍,當仁不讓成了這場盛宴中的獵食者。

彼時,顧雛軍或許還沉浸在功成名就的喜悅之中,對于這篇即將引發一場大討伐的文章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當時顧簡單地理解為是郎對其一筆公關費不滿導致的個人恩怨。于是,顧只是簡單地公開了多年前郎教授曾長期使用過格林柯爾陸港兩地車的一樁舊事。后來雖然在香港起訴了郎,但因自己吃了官司而不了了之。顧的老部下認為,正是郎咸平的這篇文章將科龍推向輿論風口,導致證監會以科龍“違規擔保”為由進場調查,最終以顧雛軍等八人入獄為結局收場。

吃瓜者獲刑 董事長助理抱憾離世

廣東高院二審對顧雛軍判決的第一項罪名,正是顧為了收購科龍而倉促成立的順德格林柯爾虛報注冊資本罪。

公開資料顯示,順德格林柯爾是2001年10月在容桂鎮人民政府出具擔保函的情況下得以注冊的。2002年的公司法要求收購金額不得超過注冊資本金的50%,而且要求實繳,彼時的顧雛軍還真沒有像他吹得那樣“本老板不差錢”。據參與收購的工作人員說,顧拿不出那么多現金去注冊,于是將顧的十幾項專利無形資產作為注冊資本,占比高達75%。最初年檢沒通過,容桂區辦事處(原容桂鎮人民政府)第二次出具了公函才使得順德格林柯爾得以通過年檢。

顧是聰明人,知道這里面有坑。而隨后的填坑動作不僅讓他本人獲罪,還連帶著老部下劉義忠、姜寶軍、張細漢一同獲刑。

庭審中,張細漢的律師這樣陳述的:時任深圳格林柯爾負責人的張細漢,接到劉從夢的電話,說老板要轉賬,讓他派人把“章”送過來。涉及到公章財務章,張怕路上有閃失,帶著助手小莫一同到了順德。二人如約來到順德某農商行,時任科龍總裁的劉從夢帶著助理劉義忠已經等候在那里。劉讓助理帶著小莫去辦事兒,自己和張細漢坐在行長辦公室休息。等候期間,張細漢吃了一片西瓜和幾個小西紅柿,并未參與直接的轉賬過程。就吃了一片瓜的工夫,這位中科院碩士便獲刑一年緩刑兩年,處罰金10萬元,實際關押了兩年半。難怪張細漢在再審宣判前與嚴友松聊天時不無調侃地說,他的牢獄之災都是一片西瓜惹的禍。

劉義忠時任科龍電器董事長助理,和總裁一起到銀行現場辦理了科龍至格林柯爾系之間的轉賬手續。作為執行人,二審與張細漢一樣獲罪一年緩刑兩年,處罰金10萬元,實際關押兩年半。劉義忠學歷不低,是個博士,但作為助理,老板的指令豈敢不執行?更何況,是總裁親自帶著他到銀行辦手續的。董事長助理獲罪而總裁卻毫發無損,劉義忠庭上庭下一直喊冤。出獄后為養家同時打好幾份工,發現癌癥時已經是晚期,于2012年2月病故。

在一巡開庭時,劉義忠的妻子全程旁聽。2019年4月的清明節,獲悉最高院即將宣判,她專程到劉義忠墳前送信兒,以此告慰這位抱憾離世的劉博士。

劉從夢在“農口”工作過,有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收購過程中,顧委派劉從夢負責與政府大股東對接,常駐容桂,收購的框架都是他在前方談的。也許是收購有功,劉被顧派到科龍任總裁。庭審中,有律師提出,劉從夢直接參與了整個收購過程,而且是格林柯爾方與政府的對接人,如果注冊有問題,劉的責任更大;而且轉賬的時候劉從夢也在場,為何總裁劉從夢沒有被提起公訴反而是董事長助理獲刑?法官當場表示,劉從夢不在此案審理范圍之內;但事后也沒見劉被另案處理,瓜民們對此猜測不已。

同樣不在此案審理范圍之內的還有容桂鎮政府(官員)。如果說順德格林柯爾是違規注冊,那容桂鎮政府難辭其咎,政府招商行為不規范,才讓顧有了“騰籠換鳥”的空間。再退一步說,如果顧不通過走賬湊夠12億元格林柯爾的注冊資本,也就沒有后邊的顧雛軍案了。

顧雛軍等人喊冤,與上述事實不無關系。高法巡回法庭再審,考慮到公司法于2005年已經修改了無形資產注冊比例,且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將二審判決的虛報注冊資本罪改判為無罪,最終保留了前面提到的五年刑期復盤陳年舊事,并非要給誰“追認”個罪刑,只是想把塵封在歷史中的東西理一理,給各方面提個醒而已。畢竟,中國的改革和法治建設都是一步步摸索著石頭過河走過來的,并在發展中不斷完善的。事實上,地方政府也挺不容易的,急于脫困又找不到有實力的買家,才會有了一些急就章的操作。

不過,當時給困難國企選擇“女婿”的重要標準還是要找個做實業而非股權炒作的買家。也許正是當地官員力主引進民營企業的做法,才使得容桂所在地順德乃至整個佛山,成為民營經濟發展最好的地區之一,也是“中國制造”的重要核心產區之一。

功焉?過焉?一言難盡!

身陷囹圄未能奔喪,無法釋懷之痛

顧失聯的第二天,堅守在廣東的科龍副總裁嚴友松,原本約好與海信的人及政府官員會面,討論海信收購科龍事宜。為了不牽連他人,特別是不想牽連政府官員,臨時取消了會面。當晚在一個面館吃面時被警方帶走。

嚴是北航的碩士,在科龍分管銷售,無論是挪用還是擔保,自認為只要和錢有關的事都扯不上他,信心爆棚。因此,盡管風聲越來越緊,他依然堅守廣東,協助股權轉讓談判。

說到科龍被收購,這里插播一條花絮,2005年5月,筆者聽說顧打算把科龍賣掉,專門打電話給長虹電器董事長趙勇,問他對接手科龍是否有興趣。趙勇毫不含糊道:當然。筆者當即告訴趙董,信源可靠,抓緊跟顧談吧。

時任長虹董事長的趙勇,原本是四川綿陽副市長,在長虹海外公司出事后,接替倪潤峰執掌長虹大印。趙年輕有為,在長虹最困難的時候沒有半點官氣,泥里爬水里滾把長虹拉上岸。但長虹只是黑電巨頭且財務狀況不盡如人意,正需要有新的發動機帶動整體發展,如果能率先走進白電領域,實現“白+黑”,長虹的整體競爭力將會提高一大截。彼時的趙勇已經對家電行業了如指掌,收到筆者的電話連一秒鐘都沒猶豫。后來筆者聽說,因為海信報價高,長虹沒有搶到科龍,轉身收購了美菱。顧出獄后表示,應該把科龍賣給長虹而不是海信,個中原委只有顧本人最清楚。

話說科龍這位銷售副總裁嚴友松,是怎么也沒想到自己能進監獄,從在監獄里第一次會見律師到最終被判無罪,他一直認為,家電業普遍存在的“壓貨”行為不應該算作財務造假,他多次跟筆者提到,如果把會計年度調整到5月起始就會清楚看出,因家電銷售季節性周期所產生的壓貨行為并非是企業財務造假,而是行業銷售普遍的特征。其代理律師李江、袁軍一直在為其做無罪辯護。

但起訴書認為,顧及其管理層在四年經營期間,為粉飾財報而在年底進行突擊壓貨,存在虛增業績的主觀故意。作為分管營銷的科龍高管嚴友松覺得非常可笑。年度壓貨是家電行業的慣例,今年壓給經銷商的貨,明年開春經銷商就都得幫助把貨銷售出去,實在銷不出去的退回來,年底進行下一輪壓貨,周而復始。從財務角度看,去年壓貨形成銷售額,增加了去年的銷售,同時也侵蝕了今年的銷售。站在四年連續經營的角度看,這種相近規模的連續性壓貨行為與年報業績粉飾沒有直接關系。相反,今年底的壓貨對上一年壓貨做出補償,從而從動態上對科龍財報做出修正,讓科龍財報更真實地反映了科龍當期經營的真實情況,這符合企業會計八大原則之一的可比性原則。從事后數據上看,在顧接手后,科龍年底壓貨總量都沒有超過當年銷售額的5%,其壓貨比例遠低于顧接手科龍之前。強行把壓貨與虛假粉飾財報關聯是枉顧事實,有強行加罪之嫌。行業廣泛采用壓貨銷售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即各廠商年底通過壓貨實現對經銷商資金資源的爭奪。

進去的第一天,別人都緊張得睡不著,嚴卻坐在椅子上睡了一晚。在看守所的頭幾個月,嚴也一直在使勁地睡覺。他說,在科龍太累了,正好可以利用這段時間休息一下。用不了三兩個月,案子查清他就能出來了,出來后又得挨累。

然而,情節沒按他的想法往下發展。突然有一天,嚴想起證監會在科龍巡查時,一位處長說過:“信不信我要查你,就能讓你在里頭呆上兩年半。”處長一語成讖。無巧不成故事,嚴友松于2005年7月29日被帶走,2008年1月30日被放出來,在里面整整呆了兩年半,過了三個春節。嚴友松沒想到他的實際關押時間比被判決刑期時間長出來那么多。

看守所是關押犯人的地方。20多人的號子,有強奸犯、詐騙犯,還有殺人犯。殺人是重罪,犯人脾氣十分暴躁,其他人隨時可能遇到危險。為了不讓自己絕望,也為了不讓自己變成癡呆,嚴友松把里面能找到的所有武俠小說都看完了,還借來了牛津英漢大詞典,從頭到尾背了三遍。

里面的日子無論多難熬,總會有出來的那一天,嚴覺得自己無罪,所以對生活的希望一直沒有放棄。不幸的是,一直將嚴友松引以為傲的嚴父,精神受到打擊后不到半年就撒手人寰。因為被關押,父親病危時嚴沒能探望,嚴陷入深深自責中。得知父親去世的消息后,嚴立即申請給家里打個電話,安排一下家事。嚴家在農村,經濟并不富裕,兒子名牌大學畢業,平日里大事兒小事兒都是兒子拿主意。老人去世,嚴友松希望,即使不讓回家奔喪,至少可以打個電話給家里。

獄方沒有馬上同意,說是要調查一下。事情就這么奇怪,嚴父的身份證與檔案記錄差了一個號,獄方認為嚴提供的信息有問題,不能證明嚴父過世,結果嚴友松在父親去世時竟然連個電話都沒打成。這件事讓他一直無法釋懷。嚴一直納悶,什么人為了能給家里打個電話會說謊,騙人的理由竟然是父親去世了呢?

草民還是草民,不服再戰

太陽每天升起,希望還會有。

至暗時刻,有人跳樓,有人隱于山林,但跌倒后爬起來的企業家也不少,廣受贊譽的是原紅塔集團的褚時健。褚老爺子推出褚橙時,從未謀過面的筆者敬重他的不屈不撓,買了不少褚橙當禮物送人。高院再審,顧被改判五年。無論他本人對判決是否服氣,這是他眼下必須面對的局面。站著說話不腰痛的筆者認為,不服可以再戰——再戰商場。

許多人也在猜測,顧能否成為第二個褚時健?

顧的老部下也都希望他能放下過去,重新來過。至于如何東山再起,可做的事情有不少:以自身經歷釋法、著書立說,推動法治進步;弄個企業管理智庫,提供管理咨詢;或者再玩個大點的,重新進入實業。但顧也曾經說過,如果不能全部改判,他是不會再經商了。顧告訴筆者,他的一篇物理學論文即將發表,這是他離開科龍后所做的一件最有意義的事情。如果這篇論文能在學界產生一定的影響力,此生足亦。

科龍一位前高管說,在制造業,顧還是有經驗的。顧進去前,科龍和國際最大的家電品牌伊萊克斯的合作已經談了多時,主要內容包括兩方面:伊萊克斯200升以下的冰箱都由科龍代工,顧當時已經整合了國內那么多冰箱產能,正有此意;伊萊克斯白電中國市場交給科龍營銷團隊去做。同時,科龍也可能通過伊萊克斯的全球通道把產品推向國際市場。顧曾公開放話,要做全球“冰箱大王”。如今,“冰箱大王”已成一夢,顧只能面對現實先解決生存問題。

2019年4月11日,顧雛軍致函江蘇省委書記婁勤儉,討要揚州亞星客車的股權,踏上了尋求財產退還的路程,這恐怕是他眼下最想做的事了。?? ?(待續)

本刊記者吳曉兵、楊練、李恒春、顏豐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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